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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儒学发展史上,18世纪的朝鲜儒家学者丁若镛(茶山,1762-1836)代表东亚近世儒者批判并力图超越日趋僵硬的朱子学的新思想动向。茶山对朱子学既有因袭亦有创新,他既熟悉日本古学派又能加以批驳,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文章首先说明朝鲜儒学在东亚儒学史中的特质,其次论述茶山学在东亚儒学史中的融旧与铸新,最后展望茶山学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启示。
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探讨往往需要格外谨慎。文章主要考察三点:有"近江圣人"之美誉的日本江户早期的儒学家中江藤树对晚明思想家颜茂猷的劝善书《迪吉录》非常看重,并据此撰述了可能是日本的第一部善书《鉴草》,在江户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足迹;藤树思想有明显的中国因素,他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的皇上帝、太乙神等观念可以"挪移"至日本而"为我所用",但其宗教信仰又有日本神道思想的色彩;在近世中日文化交涉史上,日本学者对作为"他者"的中国外来文化进行重读乃至重构是必然伴随的一个过程,其中自然会出现日本"本土化"现象,藤树对中国善书的汲取和借用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茶山丁若镛(1762-1836)是朝鲜王朝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中综合体现了原始儒家、朱子学以及西学的内容。作为儒者,他的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学的性格。他对西学的研究具有丰厚的理论功底,这些主要体现在他对性理学观念性的理论批判部分,如天论、自然论和人论等。不仅如此,茶山对西学的宗教体系也表现出了积极有好的态度。在他的经典著述中,上帝和鬼神都被赋予了很多含义,这些如果脱离天主教信仰是很难解释的。值得注意的是,茶山对西学的理解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诠释来实现的,并非是为了信仰而将西学的教会等制度性因素引入当时的儒学社会。茶山通过对西学的理解和吸收来试图实现儒学思想的体系化,这在韩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他在追求东方与西方传统思想的调和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理论借鉴作用。
英国当代言语行为主义哲学家奥斯汀的真理观跳出了古典符合真理论的窠臼,认为真理不是事实描述而是逻辑描述;真理是言语与世界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逻辑的约定符合,而不是一一直接对应的简单的与事实的符合;批判了兰姆赛、艾耶尔等人的真理冗余论和施特劳森的真理施事论,捍卫了真理约定符合论;强调"真"只是对言词与世界复杂关系的评估维度之一,并不至关重要,还有其它重要的方面;以上观点推进了真理观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人们加以批判借鉴。
梁漱溟对儒家"仁爱"真精神的追寻前后期有变化,但并没有失去一贯性。他一直都围绕"无对"这个概念,基于宇宙生命流变之体阐发"仁",对应的是现实中的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前期,他从人生苦乐问题出发,通过精神上的高度专注来体会"无对"之乐,以达到生命之自然,从而体仁;后期他则着重寻找"无对"在现实中的显现,追寻真正的"人心",从而"识仁"。在此,梁先生体会到的是"平淡",认识到的是"信任"。这或许是他对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明确答案。
吕澂先生揭示了如何用唯识学勾连出印度佛学的律动性。首先,他积极搜寻出唯识学与小乘佛学的线索,发现了唯识学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全部出自《杂阿含经本母》,而大乘法相唯识与小乘《毗昙》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裙带关系。其次,他还捏合唯识学与大乘般若学判若鸿沟的界限,倡唯识、般若义理不二,瑜伽、中观二派合流。最后,还以唯识学为准绳对大乘如来藏学典籍《法华》、《华严》、《楞伽》进行重新判教:《法华》改称涅槃学科、《华严》判为瑜伽学科、《楞伽》还原为唯识典籍。吕氏"回归原旨"、"宗于唯识"的纯粹印度佛学思维路向多发前人之未发,成一家之言。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而有九边军镇的形成,边防压力对明代的军事与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明代军事的影响首先是卫所制的崩溃与募兵制的出现,其后又有军事家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次是在武职系统外,为控制边将而设有文职系统和宦官系统加以监军;对军队风气的影响则是形成边军将骄兵惰的局面。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巨额军费给财政造成的压力,军饷供应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还有就是由边防甚重所造成的北方重役,表现为北方兵役的沉重、起运粮料的重担以及杂役繁多。这些影响既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又与整个明朝相始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徐霞客游记》中有对僧侣、寺院等佛教内容的大量描写,甚至还有对徐霞客本人对宗教活动及迷信的痴迷的描述。笔者认为,徐霞客是具有一定的佛教信仰和佛教思想的。从其个人旅游经历中情感的变化、旅游兴趣重心的转移、明末社会思潮的影响等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徐霞客的佛教因缘及信仰。笔者以为,徐霞客作为时代的一分子几乎是无法避免地要靠近、亲近佛教,并对佛教产生一些盲目的崇拜与迷信。
无锡的民众教育实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和改造乡村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主导下,在高践四、俞庆棠等人民众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无锡县兴办了黄巷、北夏、惠北等实验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赢得了很好的影响和声誉。民众教育人士在实验区建立了现代经济组织,促进了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引导村民团结互助,为实现乡村自治积累了条件和经验;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变了乡村生活。民众教育实验是"计划社会变迁"的典型,是乡村社会顺利转型不可多得的环节。
资源型企业集群的创新创业及其转型升级对以资源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资源型企业集群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竞争优势衰退现象。通过从生态学视域对集群脆弱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了集群脆弱性的形成机理,并基于构建创新创业机制的视角对脆弱性治理模式进行思考。
文化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客观上需要政府的适度介入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通过探究市场、政府调控与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厘清政府介入文化产业经济调控的定位与作用,进而明晰政府财税政策介入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以及宏观调控的作用机理。
库切是当下欧美文坛最有阐释争议的作家之一。在他的大部分小说中,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权利与暴力始终都是阐释者无法忽视的历史文化课题。文章运用后殖民文化理论,从文化批评的视角重新解读他的小说代表作《耻》,探讨后殖民语境中的权利与暴力书写,认为库切深刻探讨了作为殖民后裔的白人在后殖民时代的南非所遭遇的生存和精神困境,表现出对南非历史的反思、对新南非现状的忧虑以及对南非未来的希望。
文章从世界文学的定义出发,通过讨论"什么文学?谁的世界文学?如何穿越时空,在五彩缤纷的文学的表现形式中理解文学?体现在教学上,课堂上如何分配时间讲解定义的问题、文学史以及文化背景?"这几个问题,论述世界文学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和相关意见。认为世界文学不能希望覆盖全世界,世界文学课程需要有突破性而不是详尽无遗,创造一系列可教授的作品,而不是追求一些不可能的比例分配或在每个宗教中接近母语的文化素养里安排。随着民族和宗教传统的研究的推进,世界文学研究正越来越被看作不仅是竞争,而且是互利关系。
莫言的小说《红高梁》的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代影响极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第三世界民族寓言"学说的归位,同时更是对其所设定的围城的突围。小说从主题表达、人物形象塑造等诸多方面揭示了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原生状态,表达了莫言对民族性的深度思考,使该部小说成为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但同时小说又极力体现了中国小说叙事的传统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这种民族寓言的叛逆。
一直以来,语言暴力现象广为语言学界所关注,但来自语言系统内部的语用理据一直悬而未决。通过分析语言暴力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关系,文章发现:语言暴力的语用理据在于其指称距离具有明显的变异倾向,在词汇层面表现为指称距离紧缩,在句法层面表现为指称距离延长。这种指称距离变异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能指与所指之间指称距离的过度调整,导致语言表现出"意义内爆"倾向。语言暴力的语用理据分析还表明:能指不但承载着所指,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反所指能力。
时贤论及段之"合韵"者,每据《六书音均表》以得其韵例、探其真质,而于《说文注》之关涉"合韵"处,多未所及。今遍取其例,条分缕析,别以"《说文注》标识‘合韵’之类别""《说文注》审定‘合韵’之依据""《说文注》十七部‘合韵’之次数""《音均表》《说文注》‘合韵’韵例之比较""《说文注》‘合韵’之疑义考辨"五目推阐发明。诚是,段氏"合韵说"愈明,其古韵部分之原委底蕴亦可得而窥见。
音乐作为一直陪同电影成长的一门艺术,不断辅助着电影走向更好的舞台。音乐中所蕴含的表现艺术对于电影的发展可谓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在推动电影剧情发展的同时,也为影片创造出了更为强烈的感官冲击效果。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中,导演采用了多角度倒叙的讲述方式、电影画面和电影音乐统一并对立的表现方式、加上贯穿于整部电影的主题性音乐及客观音乐与主观音乐的相辅相成等多种音乐构成元素与呈现方式,使得整部电影塑造出了童话般美好氛围,与电影主人公松子的悲惨境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电影的全新认知。
作为乾隆朝的一大盛事,《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出某一时代的文化学术状况,甚至可以通过某一门类的发展大致看出它的思想发展衍变。比如通过《四库全书总目》中的乐书收录状况来分析清中期的乐书研究,包括其中乐书的分类及其分类背后所反映的当时比较官方的音乐思想。具体体现为在礼乐思想中更重乐中礼的成分而忽视音乐本身的发展的现象。而这是与当时重乐律考据的实用之风以及重雅崇古的音乐思想密切相关的。
近年来农村流通领域不时发生食品、药品、农资等商品质量安全事件,在反映农村已成为我国商品质量安全薄弱环节的同时,也折射出在城镇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和监管举措对农村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作用有限及目前农村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缺失与不足。基于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农村市场的特殊性,梳理农村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缘由和根源,利于准确把握农村商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构建的方向和重点。立足农村熟人社会和农村市场的实际,坚持以农民为本,完善相关立法,在农村流通领域构建多层次监管体系和差别化监管机制,引导农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商品质量监控,以实现对农村流通领域中商品质量安全的有效监管。
百年前的美国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就是诸多问题中的一种。为了有效解决食品污染问题,多方之间进行了良性互动:美国政府改变了奉行已久的消极不干预的政策,积极介入;如火如荼的社会进步运动使得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纷纷参与;独立的新闻媒也致力于揭发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的黑幕。最终,他们共同推动了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的迅速出台,有效规制了食品污染问题。